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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3,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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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王选：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 《中国青年》专访王选：年轻人认准目标，就要狂热追求 王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升”；作为青年才俊的导师，他爱才护才，有口皆碑。当我问他：作为科技带头人，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狂热地追求，看准了目标，永不回头。 能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记者：2002年3月，为表彰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北京大学专门为您召开了科技奖励大会。会上，您谈了您一生中的十个梦想；接下来，又谈了您的“好人观”。正是您的“好人观”，感染了更多的人。 王选：那一次获奖，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那一年，我10岁。一天，老师宣布要进行一项跟以往不同的评选活动，说要选出一名品德好、大家喜欢的同学，我以压倒多数的票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一荣誉是非正式的，我也从未告诉过父亲母亲自己获得了这个奖。50多年后，再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一荣誉对我的一生有多么重要。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 我常想，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能够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同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 记者：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了这种狂热的追求？ 王选：从从事软硬件研究，从研制激光照排项目起，就开始了这种追求。为了激光照排，它的价值、它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印刷业的这种根本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前景，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今天谈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但，人们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身心极为紧张劳累，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举个例子，1987年至1992年间，每到一处，我首先要看街上的报纸，看那些用了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漂亮的版面，这种乐趣是难以形容的。 1990年11月，我获得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李远哲与李瑞环同志一同为我们发奖。我问李远哲：你有没有想到能获得诺贝尔奖？李远哲说：“从未想到过。”甚至，他的同事跟他母亲说他能获奖，他都觉得那是胡说八道。获奖那天，他正在作学术报告，他作学术报告的时候，新闻里播出了他获奖的消息。作完报告后，人们纷纷上前向他表示祝贺，这时的他还以为是报告作得好的缘故呢。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记者：对于名和利，您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您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您说您做不到上士，因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决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王选：我想，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脱离社会、脱离企业、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了，所以，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淡泊名利。那一年，英国女王来中国访问，请钱先生出席宴会。钱先生不去。他的理由是“我和她不是一路人”。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工作跟一个企业有关，企业里出了一位院士，获得了一个最高奖，对企业的诚信来说是有益处的。因此，我做不到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忘名的地步。 一个人，应该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 记者：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您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升”；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蒋氏科技成就奖……在这个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您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知识英雄”。以您的目光，成功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王选：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自信是什么？是相信自己。回想近30年的艰苦历程，我们是始终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发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九死一生。但，方正电脑还是在1995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建立起了自己先进的管理系统，再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成为了PC厂商的老二。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信。什么是自负？自负是不顾实际，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执著是认准目标之后，不懈地去努力，狂热地去追求，但不能僵化，要不断地发展以适应新的变化。这又让我想起1974年国家计委支持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中有一位老师是技术负责人，他的决心很大，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说：我做不完，我儿子做，我儿子做不完，我孙子做。我一听，心想：完了，等您儿子、孙子做出来，早不合世界科技发展的需求了，早过时了，后来这一项目夭折了。所以说，要执著，但不能僵化。 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在科学界，曾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谓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就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因此，对于一个科研岗位上的领导者来说，他应该具有这种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 一个成功的人，他更要具备团结人的能力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强调团结合作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但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您提出疑问：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选：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大一样了。十年前，美国华人中曾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来形容一些中国人的作派。“下围棋”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甚至他们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交通更不便。“打桥牌”的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进行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派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 拿计算机软件设计这个行当来说，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也常常不只是一个，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2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戈尔曼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能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20%，而其余80%的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们把后者称为“情绪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们认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们的智商高，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该提倡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 记者：在谈到团队精神时，心理学家荣格列出这样一个公式：I + We = Fully I，这与您提出的“善于看到他人之长是团队精神的基础”有些类似的地方。 王选：是啊。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一位学生。大家公认他能力出众，干活麻利而可靠，但“情绪商”差，任性自傲，与合作者常搞不好关系。后来他到了一家公司主持开发软件，当他发现下级编的程序有错误并指出后，下级改正了他指出的错，却又故意制造了另一个错。为什么？因为他与同事关系不好的缘故。该软件后来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成绩一般，智商并不突出，但“情绪商”很好，他大度、坦诚、待人友爱。大一时，我睡在他上铺，半夜解手儿时我常常迷迷糊糊地踩在他的头上，他总是一笑了之。在核武器领域，他奋斗了40余年，年过花甲之时，当上了工程院院士。 讲到团队精神，我最敬重的一个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杨振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邓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 为年轻人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创造条件 记者：1993年，您退出了科研第一线，这一年您56岁。按照通常的观念，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什么，您却决定了退出？ 王选：1993年2月，我离开了真正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离开了第一线，但却一直没有脱离科研工作。让我作出这种选择的是1993年春节里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年春节，像往年的春节一样，我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恰巧我的学生刘志红过完春节回来。他看了以后对我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学生的一句话，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他的提醒，还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儿，也是刘志红。1991年初，方正91设计即将上市，我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RIP组的三个年轻人。当时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不料几天后，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这两件事促使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一年我27岁)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一年我38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这些年，也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已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也不如年轻人丰富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我的创造高峰已过。我应该做我现在能够做的事，帮助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们需要我的支持。 记者：谈到有才华的人。您的秘书丛中笑女士在我一进门的时候就对我说：可以和王选老师谈谈关于年轻人、关于人才方面的事儿，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那些都是他的“宝贝”。那么，就请您谈谈这些“宝贝”吧。 王选：(笑)方正每招一届员工，我就让人事部门整理一本花名册，一有空，我就到这些员工所在的部门去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不久我就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我有一个笔记本，是专门用来记录与员工们的谈话的，那确实是我的一件“宝贝”。 我可以跟你说说我们方正的年轻人。一个是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的汤帜。那一天，他是陪着同学到我家来咨询考研，我却录取了他。汤帜的数学成绩很好，程序设计得过奖。在做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发现他特别着迷于技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会一想再想，直至找到答案；他的程序设计也很少出错。现在，由他做技术主导、由周劲负责市场开发的eBook，再加上在技术上也是尖子的技术开发主管张力，这个项目现在做得很好。计算机软件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技术第一线的人太苦太累，而汤帜一干就是16年。这样的人才，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记者：人才有了，为他们创造条件，留住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展现自己，就是摆在方正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王选：是啊。有些单位曾经想挖我们的人才，给的薪水也比方正的高，但，他们没有走。他们觉得在方正这样的一个团队里能更好地发挥自己。 记者：靠什么，方正有了这样的吸引力？ 王选：为他们创造平等、和谐、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好环境。李远哲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美国体会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学生可以反对老师。钱学森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学术权威，有一次，钱学森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导师非常生气，但稍后想想钱学森是对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楼给钱学森赔礼。在方正，我们提倡这种平等，这是一个和谐环境不可缺少的氛围。 至于当代的年轻人才，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对于生活待遇有一定要求，但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对金钱又不是无止境追求，即所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过低的收入，没有安身的住房，也很难让年轻人去“献身”，因此，“没有金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依靠知识和创新成为百万富翁，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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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4,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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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祎男 欣闻王选先生获得了2001年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怀着敬慕的心情，我走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世界著名计算机专家、三院院士王选先生。站在这位“汉字激光照排之父”65岁的人生巅峰上回望他的来路时，可以看到层峦叠嶂、荆棘密布，看到一条穿越这一切坎坷崎岖的奋斗道路，看到一团强人筋骨、长人志气神圣燃烧着的精神火焰，看到一种最可宝贵的追求真理、执著事业、忘我奉献、赤诚报国的品格与情怀。 “‘南洋模范’，难忘教诲！” 王选4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5岁时入小学一年级。王选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只要上课专心，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玩许多有趣的游戏。王选的爱好是打乒乓球、踢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他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在南洋模范小学期间，学校还组织了不少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王选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以及参观有专家在现场讲解天文知识的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这使得王选萌发了对科学的好奇心。 在王选10岁时，当时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选举一位品行好、大家喜欢的同学，他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当选。尽管这一“荣誉”是非正式的，但在时隔数十年之后，当王选先生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时，他仍然坦言：自己一生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荣誉就是小学五年级时被选为品行好、大家喜欢的同学。 小学毕业后，王选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那年初中部迁往郊区七宝镇，王选上学就必须要住宿。当时的条件比较差，没有电，他晚上自习时点的便是汽油灯。从11岁起3年的住宿生活对王选的锻炼不小，初一时不论寒暑，他都要坚持每天清晨出操。初中部的地方较大，王选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的游戏，于是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便成了他和同学们玩游戏时的场所。初中时的这些集体生活既锻炼了王选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又培养了他善于与小伙伴合作的意识。 随后，王选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并在14岁时加入了共青团，一直担任团干部。高一时，学校每个年级选一名优秀团员，王选受到了表彰。 王选认为高中时的教学生动活泼，特别重视概念的清楚性，从不搞题海战术、疲劳轰炸，而是注重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愿意学习是一个人的觉悟，而善于学习则是一个人卓越的天赋。王选在做习题时注意掌握原理，他每做完一道题就要思考与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高中期间每天的家庭作业从不超过两个小时，这使得王选可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 王选清楚地记着原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的教诲：学习应贯通文理。在中学期间，他始终没有放松对语文和历史的学习，这些文科知识的积累增强了他平日叙述时的条理性，提高了表达能力，对于他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时至今日，回想起自己在“南洋模范”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代，王选先生不禁动情：“‘南洋模范’，难忘教诲！”他认为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自己幸运地在“南洋模范”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方面在知识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长期的学生干部经历除了让自己的组织能力、交往能力得到提高之外，更教会了他懂得要以身作则，为别人着想，诚恳待人，习惯于虚心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王选先生举例指出：“高一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团员，高三毕业时已有十多名团员，我要求争取入团的同学做到的事，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当我指出别人的缺点时，要先想想自己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毛病。这些都是现在的学术带头人必须具备的一些重要素质。”从王选先生的成长经历中，不难体会到青少年时代对品德和情操的培养，是与以后取得成绩有着很大关系的。 “科技报国是我一生至死不渝的愿望！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大学二年级选专业时，他看到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计算技术列为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又了解到计算机将对人类产生的巨大作用。王选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在大学期间王选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这对后来他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选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刚开始的几年里，他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的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的第一线上摸爬滚打，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1960年冬天，困难时期来临。有一段时间，每晚只供应稀粥，菜也基本上没有。王选就用黄酱拌稀粥，用很快的速度喝完三大碗粥，然后工作一个通宵。在紧张工作的同时，王选阅读了大量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让王选赞叹不已，他试图寻找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为此1961年王选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通过对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究，他感觉“茅塞顿开”，发现只有了解了软件，才能真正懂得计算机。当时王选觉得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和软硬件两方面的实践成为王选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 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王选看了近100篇国外文献，这使得他在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六十年代初王选开始锻炼英语听力，他先是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连续两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王选的英语听力水平显著提高。 1975年，国家汉字信息处理项目“七四八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引起了王选的浓厚兴趣。他认为如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印刷行业，无疑将引起我国报业、出版印刷业等媒体传播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更将对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我国的普及应用起到推动作用。这一项目的宏伟远景和巨大价值犹如磁石般强烈地吸引着王选，激发了他勇攀科技高峰的壮志豪情。 为了清楚地了解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王选经常挤公共汽车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当时适逢他病休在家，每月只有40元的劳保工资，从北大到情报所的车费是2角5分，考虑到少坐一站可以节省5分钱，王选就提前一站下车走着过去；遇到有价值的资料时，他常常靠手抄来省下复印的费用。王选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阅外文杂志时常常发现自己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通过查阅他了解到日本和欧美当时流行的照排机系统的情况，在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后，1976年王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跨过第二代和第三代照排系统，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了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作出这样的决定既要有勇气，有胆识，又要持有严肃谨慎的科学态度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在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过程中，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成为主要难关。为了解决这一难点，王选决定使用“轮廓描述方法”描述汉字字形，为保证字形变大变小时的质量，他提出并实现了用“参数描述方法”控制字形变倍和变形时敏感部位的质量，这些方法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而西方在大约10年后才开始采用类似的技术。 在王选从事激光照排研究的初期，人们很难想象他是何等的困难。当时大学和科研院所里流行的是写论文，提职称，出国进修；从事激光照排艰苦的工程化和商品化工作很不得人心，更看不见任何名利的前景。但激光照排的难度和价值强烈地吸引着王选，他认为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印刷的现代化理应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些想法促使着王选为之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他坚信成果产业化是国家的需要，将成为主流。为了把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推向市场，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振兴民族产业，王选和同事们没有满足于科研成果通过鉴定、获大奖，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地走上了决战市场的道路。1976年，王选的设计方案一宣布，就招来众多不解和非议，幸运的是，在这一关键的时期，王选和同事们的项目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王选深知，要决战市场就要争分夺秒。从1975年到1993年，他先后设计并实现了6代汉字激光照排控制器，采用双极型微处理器与专用芯片(ASIC)相结合的技术，在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较低的计算机系统上完成了页面描述语言(PDL)的解释处理。这些发明和成果使得中国的电子出版技术处于先进水平，共获得8项中国专利，一项欧洲专利，并被评为首届中国专利发明创造金奖，同时王选也成为中国第一个欧洲专利的获得者。他先后研制出华光、方正等6代激光照排系统，从1987年开始走向市场并迅速推广应用。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印刷厂采用了国产系统，使得中国直接从铅排跳到了最先进的第4代激光照排，使我国印刷行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这激荡人心的18年科研奋斗过程中，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克服了身体患病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和同事们一起推陈出新，每天分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工作。大年初一都在做实验。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他冥思苦想，时而几周都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使问题迎刃而解，他认为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对此王选先生真诚动情地吐露心声：“几十年来我的科研道路纵然层峦叠嶂、荆棘密布，但我将全部的身心与炽热的情感投入其中，乐此不疲。对我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就是最大的报酬，而实现科技报国的宏伟志愿是我此生最大的欣慰！献身于科学技术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依靠团队，实现梦想；扶植新秀，甘做人梯！” 当我叹服于王选先生在逆境中长期奋斗而矗立起的座座科技丰碑时，我更加敬佩并折服的是先生在接踵而来的荣誉面前所表现出的真诚谦虚、正直朴素的人格魅力。谈到获得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选先生平静地说道：“国家和人民赋予了我这个崇高的荣誉，但平心而论，我个人的成就远不如同时获奖的黄昆先生，我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我领导的团队在报业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选先生列举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公式：I×We＝FullyI。他指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绽放出完美绚丽的人生之花。王选先生结合自己青少年时期12年的学生干部经历谈到，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是团队精神的基础。他深情地回忆说：“20多年来两弹一星的光辉榜样始终鼓舞着我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和产业化。六十年代初，我国一批批一流的科学家们精诚合作，攻克原子弹、氢弹理论关的故事就是很典型的发扬团队精神的例子。” 王选先生一生从事过三个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中型电子管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和激光照排。每个项目的研制当中他都发现到同事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更强，有利于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他更是善于有效地使自己和同事们协同作战，依靠团队，实现梦想。近20多年来王选先生一共有过10个梦想：1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水；2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3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4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5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6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7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8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9进军广电业；10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广阔领域。这10个梦想中，前5个已经实现，王选先生谦虚地说：“只有第一个梦想，即激光照排系统是我具体主持的：负责总体设计，提出正确的技术途径，解决主要技术难关，在第一线干活也比其他同志更多；而其他9个梦想，王选先生只是提出大的发展方向，指定负责人，选定优秀的技术骨干，并未参与解决技术问题。”他认为在团队中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因而宽容、善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的人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 面对着当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王选先生笑谈自己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者，现在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不及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时间更是远不如年轻人。技术带头人在步入老年后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容易发生决策失误，甚至导致严重的损失，对于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所以1993年他就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同时努力使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转而把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特别是应该重点支持那些尚未成名、有品德、有才华、有潜力的年轻人。王选先生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存高远的雄心豪情。他指出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和培养了多少年轻俊杰。王选先生决心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和他们一道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和出版印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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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死了
